这几天，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一事备受关注。四天前，他终于卸下这个头衔，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第一人。某校副教授吴敏接受采访时称，在高校要评上副教授非常困难，很多人不择手段的评副教授、评教授。（4月19日，中广网）

学术腐败、学术浮躁是当下特别热门的话题。有人口诛笔伐；有人建言献策；有人冷嘲热讽。这说明，在学界这片“净土”上，浮躁和腐败已成为了一种常态。然而，身处舆论中心的学者们，却少有人关心。一边是像章开沅教授这样的教授想要“挣脱”出走，而另一边，却是更多的人削尖脑袋往里挤。这是一场“义”与“利”的较量。

市场经济的浪潮下，“逐利性”成为各行各业的核心特征。具体到每个人的各种需求，也都是出于“自利”的打算。面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环境，每个人内心都会做出或多或少的回应。众人都在追求财富，为何我不可以？大家都在追逐名利，为何我不能？这样的心理，在“知识分子”那里，同样存在。真正能做得稳学术这根“冷板凳”的学者寥寥无几。一定意义上讲，学术是“神圣”的，但在“逐利”的环境下并非显得格格不入。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不能丢。否则，“神圣”的地位便会动摇。为了职称评定而进行的造假、腐败行为，则正是“知识分子”内心道德天平失衡的外在表现。

当“义”让位于“利”，“知识分子”便失去了本应有的光环。按说，在学术腐败成风、造假盛行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根本不配被冠上“知识分子”的称号。但问题在于，谁才有资被称作“知识分子”？实质上没资格的“知识分子”，却有着职称、地位、荣誉等，而实质上有资格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讲，往往是一无所有。这种尴尬局面的形成，与我们的制度环境不无关系。行政权力的干涉下，学术要能保持独立，着实很难。学术腐败、浮躁，需要付出的成本低，代价小，收获的回报却很大，这样的背景下，腐败、浮躁便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难以遏制。

重温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现如今，大学校园中早已不缺各类大楼，但不得不承认，大师却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