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让许多博彩公司和研究者大跌眼镜，因为很多人对之知之甚少。

尽管如此，倒也不必耿介，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不爱垂青中国作家，为何对中国文学实绩视而不见？

既然是西方人设立的国际性奖项，难免会注重欧洲的视角与趣味。就连同属西方世界的美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颇有微词，认为太欧洲中心主义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我们设立一个奖，自然也难免会觉得，大中华文化圈的作者更亲切。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1901年法国诗人普吕多姆获得首届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无论人们如何去指责它的有失公允，但都否认不了，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历程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种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高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它可能没有涵盖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但绝大多数获奖者是当之无愧的。

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同于我们的电影百花奖的大众评选，而是欧洲学者参与的精英评选。所以，是否为大众所知，从来就不是诺贝尔文学奖考虑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大部分获奖者，均不为许多人所知。有的学者还指出，国内一些专家都不熟悉赫塔·米勒，也源于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太过集中于欧美大国大作家，而忽视了东欧这片文学的沃土。

相反，正是由于诺贝尔奖的巨大影响力，让世界读者对一些默默工作的优秀作家燃起了热情，增进了认知，促进了交流。

诺贝尔文学奖是国际精英文化的一种游戏规则，好比国际大众文化领域的奥斯卡奖。所以，在意识形态上，它肯定是会倾向于规则制定者的。要么你不去玩，或另起炉灶，要么积极参与，分一杯羹。但大可不必一定是“舍我其谁”，否则就心存腹诽，自然逃不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嫌。

正如一些作家所说，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十几个以读书为业的欧洲老头，在一堆作品中给大家推荐他们喜欢的几部作品。这些作品，肯定不会是很差的，当然，它也不值得一个民族以之为目标去追求。毕竟，它也不过是一块奖牌，没有人天天挂着它出门。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颇具世界性影响的奖项，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我们不妨将之作为一个参照系，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版图中考量得失。

诺贝尔文学奖诞生于20世纪初。这个世纪被史学家认为充斥着战争和杀戮的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最为恐怖和最为野蛮的一百年。所以，在西方，文学被认为是神学退场之后人类道德底线的全面防护，是对人类内心原罪与原欲进行救赎的诺亚方舟。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要鼓励理想主义的创作、对社会压制人性的批判、对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的关注。

翻开近些年的获奖作品，无不表现政治、种族、民族、性别、身份认同等现代性内容，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多为移民、流浪汉，或者来自弱小国家弱小民族。他们大都以别样的文化经验和视角，穿透性的精神力量，优美精巧的构思，获得世界性的认同。

李敖先生曾笑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颁发给叛国者。话有点夸张，但的确道出了诺贝尔文学奖所导引的，正是文学与制度、社会对抗与和解的功能。

扪心自问，中国当代许多文学作品，是否果真能达到诺贝尔文学奖偏爱的这些标准呢？这一点，鲁迅倒是很有自知之明。早在上世纪，鲁迅就曾拒绝了提名的好意：“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时代毕竟不同了。对于文化不断大发展大繁荣的强盛中国来说，诺贝尔文学奖这项国际化的荣誉，得不到，没什么大不了，但未尝不是一种遗憾。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的创作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许多作品从技法来说，完全可以获奖，许多作品也不乏俯首底层的人文情怀，而唯独缺少仰望星空的超越性力量。

相比于鲁迅的清醒与虚心，今天中国文学与舆论，或许更需要沉潜与努力。相比于参与游戏规则或者自绝于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坚守理想，埋头工作，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认真积蓄精神力量，传达本土深邃的文学经验与世界性的关怀，避免在“身体写作”、“犬儒写作”、“市场化写作”盛行的大氛围中，暗自纠结，丧失理想，走向迷失。

果真如此，一切终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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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诺贝尔奖颁奖之日，便是中国舆论伤心反思之时，为什么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得不到诺贝尔奖成了一个永恒的伤疤。这也是地球村里中国人的独特心理，当对一个东西存在超乎寻常的渴盼时，或者说明这个东西确实有价值，或者说明人的心理潜藏着太多的欲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对于诺奖来说，其价值毋庸置疑，但还不应该到如此渴盼的程度。多年来对于诺奖望眼欲穿的热切期盼，折射出一些国人的心态，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好高骛远，急功近利。

好高骛远的种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落地生根了。中国孩子的理想往往是成为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孩子们会选择总经理、董事长作目标，当然也有不少孩子说“长大了要拿诺贝尔奖”。

可惜的是，理想和现实有着太大的差距，在一些尖端科技领域，设计人员即使拿出精美绝伦的设计，也无法付诸实施，原因很简单，工人技术水平不够，工艺达不到标准。另一方面，多年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和僵化的科研体制也扼杀了不少天才。因此，中国整体而言，既缺乏高端的精英科技人才，又缺乏底层的精通技术的工人，倒是普通的科研人数位居世界前列。客观地说，这样的结构对于一般的技术进步、工业生产尚可，但想拿诺贝尔奖，差得远呢。

再以经济学奖为例，记得前几年有一项谁是值得信赖的经济学家调查，排在前列的分别是郎咸平、张五常，中国大陆仅吴敬琏入选。本土经济学家得不到本国民众的信任，凭什么得到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专家的青睐？

实际情况如此，我们必须勇于面对，对诺贝尔奖的渴望显然是好高骛远。对此，我个人的建议是：忘记诺贝尔奖的存在，不去想它，埋头苦干20年，这个奖项会自然而然地到中国人手中。

遗憾地是，和埋头苦干截然相反的现象是，我们急功近利。科研界如此，民众亦如此。

在科技领域，我们的科研人员数量世界领先，专利数量世界第一。教育部副部长郝平称，中国高校按科技论文数排序，自2004年以来，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然而，我们的专利有许多是垃圾专利，论文也存在着大量的东拼西凑或剽窃。专心搞科研的人备受挤压，投机钻营的人却可以耀武扬威。这种不利于科研的社会大环境，让有潜质的科研人员难以专心进行研究。

我曾经和法国巴黎一所大学的校长聊过，他说，他给教授们充分的自由和宽松的环境，从不提出短期的具体要求。这，恰恰是国内所缺乏的环境，我不相信每天为了开会、论文、职称和升官而疲于奔命的队伍会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浮躁和急功近利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弊病。其实，对诺贝尔奖的追求和当年对奥运会金牌的追求一样，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体育领域，从许海峰“零的突破”到2008年的奥运会金牌大丰收，大家的心态从亢奋变得平和，因为大多数人意识到，金牌的数量不等于国民身体素质的提升。诺贝尔奖和奥运会金牌其实是一个道理。

体育和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急不得。爱因斯坦是发现相对论、名满天下后很久才获得诺贝尔奖的，他绝不是为了得奖而搞研究。2009年，华裔科学家高锟以“光纤之父”的名头获奖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只知道自己的太太，而不明白什么是光纤。这就是说，诺奖是对一个人过去成就的认可，多数情况下，只有本国学界、本国人民认可后，世界学界认可后，才可能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多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最高奖空白，就说明了我们的差距。诺奖是科技金字塔塔尖，要登上去，必须从最底部开始，一步一步走。

我们的近邻日本，在1871年明治维新78年后的1949年，获得了第一个诺贝尔奖，而后屡有斩获。田中耕一一直默默无闻，他和美国科学家约翰·芬恩，分别独立发明了“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从而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发明“对生物大分子的质谱分析法”时，他只有25岁。对于田中的个人工作和生活，日本媒体没有太多的报道，甚至连2000年获得同个奖项的白川英树也称：“不知这个田中耕一是何许人。”人们只知道，他每天8点前到岛津制作所上班，风雨无阻，坚持多年。

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少了那份踏实、实干精神。我曾经和一个日本小孩聊天，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个面包师，开个面包店，做出好吃的面包给朋友品尝。

这个在中国人看似渺小的理想让我多年来一直回味不已。其实，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诺贝尔奖”，社会应该形成这样一个氛围：在本职工作上做得出色的人理应得到认可和尊重。为民者都专心做好自己的事，为政者打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研究者投入地进行研究，行政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如此，诺贝尔奖肯定会不请自到，老子两千多年前就说了：夫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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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错过了德国图书奖，在德国感受一下德国读者对这位新科诺奖得主的看法，可以感受到诺奖这次独特选择所带来的冲击。

诺奖揭晓前夕，我在慕尼黑的电车上跟朋友聊着柏林墙倒塌20年和德国统一的各种纪念活动，忽然就有预感：德国的“少数民族”赫塔·穆勒，机会很大。第二天，在去黑森林小镇巴登·巴登的火车上，从同事发来的短信里确证了猜测。

我并没有读过一部穆勒的“自白文学”，第一次听说她，是在今年的德国图书奖提名名单里。当时正在搜集关于今年欧美主要文学奖的概况，隔岸观火未必确切，风向却是揽得一二的：在短篇小说复兴的美国、延续戏仿历史小说传统的英国、“我小说”意识横流的法国映照下，德国文学显得低调缓慢。那里多少年来所默许的，依旧是格外内心与反省的路。而诺奖虽然素来不出候选名单，但每年都簇拥在各国文学奖扎堆之时，毕竟有纵横参照。加上原点置在欧洲的诺奖一向有“责任感”：德国统一20年在即，以此为背景做出一个既本土又不失世界普遍性的颁奖选择———诺奖以自己的方式在写历史小说呢。

德语在文学中的美感，一向受器重；据一位在法兰克福从事图书经营30多年的朋友说，穆勒的德语写作文体带上了点罗马尼亚的语感，和传统的德语语感不同，组合起来很鲜美。这点是连君特·格拉斯后来也不否认的。但连同格拉斯在内的很多人对于本届诺奖选择的质疑，更多在于作家的文学造诣是不是“攀得上”诺奖。

瑞典学院的考官们，习惯于将诺奖的选择当成呼唤人类理想的平台，考虑文学性，也兼顾时局。这令诺奖与其他文学奖区别开来。只是，最终结果的文学性与其他考虑的轻重问题，一向引来争议。托马斯·曼、伊姆莱·凯尔泰斯获奖，也有其“政治重要性”，但他们作品中的深度、厚度，足以封上质疑者的口。这届质疑者众，一是读过穆勒的人觉得穆勒的文学性，并不能与上述前辈并列，因而其代表性不能令人信服。所以读者才会发问：诺奖评审怎么就不把眼光放到非洲、亚洲“正义与良心、勇气和承担”的写手们身上？

另一种质疑，是根本没读过她书的人，质疑她的影响力。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输光了嫁妆的巴登·巴登镇，我下了火车就跑去西南德广播（SWR）的办公室。穆勒带着口音的德语飘在电波中，那里的人们边忙碌搜集穆勒资料，边对我说“太意外”。法兰克福一份主流报纸在网上做了一个调查，31%的读者“不大知道穆勒”。从这样的现象出发，她没有拿到德国图书奖实在是顺理成章。

在我看来，诺奖选穆勒的这种突围，其实显示出诺奖评审的开放视野与勇气：假设真选了奥兹，除了“众望所归”外，对文坛对读者乃至作家的刺激就少了很多。而现在，对于作家来说，穆勒絮絮自白的广受关注，会给不同国籍但类似经历的创作者打入强心剂一般的勇气。对于读者，尤其是不认识她的人，会对缺乏关注的“弱势群体”增生出阅读与了解的欲望。至于穆勒有没有那么好，等中文版出来了，我们读过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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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对跨文化和另类的追求，几乎已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评奖机构——瑞典皇家文学院的招牌标签，但这次走得未免太远了些：帕慕克、莱辛和勒克莱齐奥虽然也跨文化也另类，他们的获奖也出乎许多人的预料，但事后复盘，大多数人仍会心悦诚服，认为不论如何，他们的成就足以承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然而赫塔·米勒实在太“另类”了。

立博公司事先所开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赌盘列举了近60位可能的当选者，赫塔·米勒以50赔1的赔率仅列第31名，这位获奖者的一系列作品，不论是最早的《低地》、《暴虐的探戈》，还是今年刚刚推出的《呼吸摆动》，其影响都局限于狭窄的受众范畴：罗马尼亚德裔(罗姆族，仅占全国人口2.5%)，和德国、奥地利的部分文学爱好者。

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尽管赫塔·米勒自1995年起即成为德国语言和诗歌科学院成员，但不论其个人成就或作品成就，均不足以在德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铭记，不论在德国或罗马尼亚当代文坛，她都算不上台柱型人物，更很难与“文学大师”头衔扯上多少干系。评奖委员会称其作品“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社会边缘阶层的生活面貌”，但这样的成就未免太过一般：几乎每个国家的每个时代，都会有若干作者当得起这样一句大而化之的评价。

毋庸置疑，赫塔·米勒的获奖，更多因其作品所涉及的内容，而非作品的文学价值本身。作为曾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赫塔·米勒在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将其本人和其所熟悉的、东欧少数族裔和边缘人在冷战铁幕后的苦辣酸甜凝入笔触，勾勒了昔日东欧社会的场景，揭示出鲜为人知至少鲜为铁幕另一端许多人所知的一片暗影，一段辛酸，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但和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相比，其文学价值至少在今天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果赫塔·米勒不是一名来自昔日东欧社会的作者，没有独特的民族属性和身世经历，不曾被罗马尼亚情报部门相中又为其本人拒绝，如果她的作品不是30年如一日地执着于特定的创作题材，很难想象她会从包括赛义德·伊斯伯尔、菲利普·罗斯、安东尼奥·塔布齐等响当当的名字中最终脱颖而出，甚至很难让人信服她的获奖比诸如村上春树等人更名至实归。

如果说1999年，君特·格拉斯以《铁皮鼓》获奖是众望所归，那么此次赫塔·米勒的获奖不免让人感到一点异样：固然，作为作家她也是优秀的，但她是否优秀到足以击败那些更为人所知，为更多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文学爱好者所接受的竞争者？是否优秀到足以令诺贝尔文学奖改变自2000年以来约定俗成的“英语与非英语作家交错获奖”惯例，抛弃奥茨、品欣、罗斯、唐·德里罗等热门，让自1993年失落至今的美国作家群继续等待？

文学鉴赏是一门个性艺术，每个球探体育比分：者都有其独特的口味，诺贝尔文学奖的“跨文化”和“另类”癖好，在可预见的将来估计难有实质性改变，这原本也无可厚非，但在坚持这一“特色”的同时，评委们恐怕还需更多提醒自己——诺贝尔奖不仅姓“诺贝尔”，更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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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了，里面又出现了华人的身影——物理学奖由华人高锟和2名美国科学家共同捧获。（10月6日新华网）

虽然说科学不分国界，但是科学家有国籍。高锟是英美双重国籍，却不是中国籍，让中国人心喜的同时难免心痛。再联想起去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先生在接受中文媒体 采访时所谓的“我并不是中国人”之类的获奖感言，中国人更心痛了：诺贝尔奖，到底离中国人有多远？

5000年的文明就不说了，缺少科学的基因。梁漱溟先生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第二，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第三，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较量，产生宗教。梁先生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一开始就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和第三类学术。先生是从学术上立论的，实践生活中也确实如此。河南杞县出个最早的关心地球及宇宙毁灭的人，却被中国人整成了绵长的讽刺——杞人忧天；明朝出现一个利用火箭飞天的人，却被中国家庭整成了教育孩子的反面榜样——万户飞天。所以，文明很悠久，却孕育不出近代科学，甚至与科学渐行渐远。

近代中国出现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旗帜是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引进多少且不说，只说成果，民国出现诸多大师，而且民国的两位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同获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30年河东——大搞社会主义建设；30年河中——摸着石头过河，大搞改革开放。如果说前30年情有可原的话；那后30年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旗帜迎风招展，愣是没有招出一个诺贝尔奖来。

诺贝尔奖与我们无缘，甚至大师也与我们无缘。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光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还得三十年吧？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标杆人物——陈寅恪先生当年被邀请担任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时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先生当所长的第一条件就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文革”一开始，先生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与此相反的是，现在的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做物理研究，高度关注的是物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声言：不做狭隘的物理学家，能写成套的“三个代表”文章。如此广博，诺奖还是没降临中土。

曾经获得诺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老先生安慰大家说：20年内中国本土定会出诺奖获得者！也不知老先生的乐观来自何处。有人出主意说：中国应该实行双重国籍！这样，这些华裔科学家就不见得会蹬掉中国国籍了，甚至美日这些老拿诺奖的也可以入籍中国了。想法不错，不只是科学，艺术上也可以减少尴尬。比如《建国大业》里的众多明星大腕若有了双重国籍，我们就不会把这电视剧看作纯外国友人的狂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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